支援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海关

172257144

1946年，国共和谈失败，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内战，各地战火重燃，物价飞涨、经济萧条，劳苦大众苦不堪言。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海关不畏牺牲、艰苦奋斗，与时代同呼吸、与国家共命运，进行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掀起了一波波永载史册的革命浪潮，最终把海关完整地收归中国人民自己手中，迎来了全国解放和人民海关的新生，激励着新时代海关人继往开来、不负韶华。



中方检验人员在绥芬河中苏联合化验室对出口苏联粮食进行检验
动员职工 吹响革命号角
1948年底，淮海战役业已结束，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迎接解放，上海地区海关职工在江海关党组织的带领下，周密做好迎接解放的部署，拉开了保护关产的序幕。
海关是当时的重要行政机构，不仅征收进出口关税、查缉走私，而且管理港口、航道、海务等，与当时上海城市的安危关系重大。江海关党总支接到上级指示：通过同人进修会提出“三保”的口号，积极开展一系列宣传动员工作和组织准备工作，提高海关职工思想觉悟和各层级海关人员的革命斗志，发动他们踊跃投入保护海关、迎接解放的各项活动。
在这场洪流中，外滩海关大楼内的大批革命者，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充分发动广大关员，在思想上、舆论上为迎接黎明做着各项准备。革命者们买来了收音机和油印机，每天秘密收听新华电台的广播，把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信息一一记录整理下来；办起了一份报纸，取名《火焰》，悄悄在进步关警员中传阅。同时，革命者们充分依托地下党掌握的海关公开刊物《关声》，刊载北方解放区海关同仁的来信，并以“上海职业界协会海关分会”等名义，成立联合宣传办公室，将党的接管政策、解放军约法八章、惩处战犯命令等政策信息分头投送，有的甚至秘密投入一些中上层税务司的办公桌抽屉。
这一系列操作也使得海关内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党组织就在周围，只有保护好关产，等待接管才是唯一的出路。



1949年12月15日，九龙关委任何财接受盐田、三门沿海一带税站关卡
1949年1月，江海关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准备成立应变委员会。为更好动员职工开展斗争，江海关党总支认为正好顺水推舟，把党的力量组织进去，掌握应变委员会的领导权，使它变成迎接解放的公开组织。地下党员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建议由同人进修会理事与税务司张勇年提出的人员联合组成应变委员会，并要扩大委员名额，使各部门、各级职工都有代表。经讨论研究，公开合法的群众性应变组织于1949年2月15日正式成立，应变委员会共由43人组成。下设7个组，其中有6个组内的地下党力量占据了优势。
因为应变委员会有上层职员参加，可以借用行政权力来配合职工群众自下而上开展斗争，所以应变委员会成立后，党总支积极利用这个海关当局认可的合法组织，扩大党的活动面，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应变委员会在党总支领导下，成为职工群众开展斗争，反南逃、反迁移、反破坏，将海关完整地交给人民政府的重要力量。
这一时期，除江海关外，各地海关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动员职工，吹响革命号角。
1949年4月，随着武汉解放的脚步临近，国民党军队眼见大势已去，他们预谋在江汉关大楼的圆石柱上挖出空洞，填埋炸药、炸毁大楼。江汉关的进步职工按照城工部要保护好关产的指示，在得知国民党的歹毒阴谋后，巧妙与之周旋，使大楼化险为夷、免遭厄运。
5月16日清晨，国民党军队撤出汉口，解放军尚未进城，武汉一时出现真空，一些散兵游勇、流氓分子纠集在一起，趁机大肆抢掠并将目光盯向了江汉关，扬言要抢光海关，情况十分危急。在这关键时刻，江汉关职工20余人取出江务课寄存在监察课船用武器库的步枪和左轮手枪，冒着生命危险，朝天鸣枪示警。歹徒看到江汉关职工手中的武器，没敢轻举妄动。
各地关员们凭着聪明才智，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险情，使革命形势发展越来越好。与此同时，在保护关产、迎接解放的洪流中，海关队伍奋勇前进，积极有为。
保关护产 支援沿海作战
九龙关护产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香港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中国海关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九龙关接管委员会接管的关产计有：港币420万元、银元5800枚、舰艇27艘、汽车12辆、机枪153挺、其他枪支1037支、子弹35万发、房地产及其他物资一批。
彼时三门支关属于九龙关管辖，该关的护产行动是九龙关护产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国进
1949年2月，中共地下党在九龙关成立“护产小组”，组织开展“保护关产、迎接解放”系列行动。经护关小组争取，九龙关英籍税务司与中国共产党代表达成了和平接管的8条秘密协议。10月19日，深圳地区解放，宝深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为“免生枝节”，10月21日，宝深军管会立即接管九龙关缉私总部和边界各支关卡哨，成立“九龙关临时接管委员会”。九龙关税务司遵照协议规定通电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宣布起义，“断绝九龙关与逃至台湾的海关总税务司署的关系，接受海关总署的领导，保护好全部资金和关产”。
此时，边境各支关已全部接管，只有三门岛因隔海尚未解放。党组织立即安排九龙关关员吴国进、杨履堃、汪济3人，以正常工作的名义登上国民党军余部控制的三门岛，秘密“保护关产、迎接解放”。
到达三门支关后，以吴国进等为代表的起义人员秘密召开会议，研究确定做好护产工作的对策：一是和平相处，周旋到底。当时三门岛上国民党部队人数约二三百人，多是从沿边大陆撤下来的残兵败将，但三门支关只有十多个人，仍难以与其抗衡。二是密码通讯，听取指示。当时支关内设有无线电台，关员坚持每天用无线电台定时与深圳方面的海关接管会联系，报告情况，听取指示。岛上国民党部队知道三门支关设有电台，为了不引起怀疑，关员坚持用英文密码代号通话，国民党部队听不懂。三是保障安全，迎接解放。起义人员认识到解放军必然会渡海前来解放三门岛，难免会同岛上国民党部队发生战斗。为避免员工在战斗中伤亡，起义人员特地在支关附近找到一个在抗日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防空洞，以备战乱时躲避使用。

江汉关大楼始建于1924年，高40米，占地面积1499平方米，建筑面积4009平方米，曾为武汉最高建筑。2001年6月，江汉关大楼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2015年12月改为江汉关博物馆

10天后，天刚蒙蒙亮，随着一声巨响，解放三门岛的战斗打响了！随着三门岛的解放，三门支关护产任务胜利完成，这是三门关史上辉煌的一页，吴国进等3人也正式成为人民海关关员，开启人生新的一页。
像三门支关一样艰苦奋战、保关护产的海关队伍不胜枚举。特别是1950年6月15日晚，滞留在香港的九龙关华南缉私舰队27艘舰船冲破国民党军队和港英当局的重重封锁，与次日凌晨安全驶回广州，后移交海军和公安部队，为组建人民海军、解放沿海岛屿作出了贡献。
同时，为有力支援解放战争，保障军民生活，增强与敌抗衡的力量，解放区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为维护平等贸易，各地先后设立机构，开展检验检疫工作。
检验检疫 开展对外贸易
1946年，黑龙江获得解放，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为解决军民吃饭穿衣问题和恢复东北解放区经济建设，新政权利用满洲里和绥芬河口岸开展对苏贸易。
1946年12月21日，东北局财经办事处第二副主任叶季壮代表东北解放区东兴贸易公司，与苏联粮谷贸易公司代表签订了第一个商业贸易合同。依据合同，中方用粮谷、肉类等产品从苏方换回迫切需要的棉花、布匹、食盐、火柴、炸药、煤油等军需民用物资。至1947年12月，中方实际出口商品总额为285亿元（东北流通券）。
货物最初在口岸交接时，中方没有专业检验人员，只能由苏联检验人员单方面检验，凭苏方检验结果作为商品品质和数（重）量的交接依据。随着贸易品种的扩大，苏方检验商品的种类和项目不断增加，检验标准也越发严格。但我方对苏联出口商品（主要是大批粮食）由苏方单方检验作为结算依据，不符合平等贸易的原则。



三门支关主任关于解放三门岛经过和看护关产的函
这时，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我们自己的检验队伍，与苏方共同检验。
1947年11月，经中共东北局东北财经委员会同意，东北贸易局从西满军区办事处和位于哈尔滨市的东北财政经济干部学校抽调12人作为学员，在满洲里口岸举办了第一期粮谷化验训练班。聘请苏联后贝加尔贸易代表处农学博士、粮谷专家卡兹洛夫斯卡娅担任主讲教师。1948年1月，经与苏方协商，设在满洲里和绥芬河两陆路口岸的中苏联合化验室正式执行共同检验。第一期参加培训的学员被分别派往两地化验室担任中方检验员，与苏方检验员共同检验两国输出输入商品，检验结果由双方主任检验员签字，作为货物交接、结算的依据，结束了中苏贸易商品由苏方单方面检验的历史。
中苏联合化验室作为党领导下最早的对外贸易商检机构，是开展对苏贸易实践中的一项创举，更是党在接管旧海关，建立人民海关的历程中，十分重视检验检疫机构的恢复和发展的写照。其中，东北解放区检验检疫机构起步早，发展快，有旅大检疫所、营口税关检疫所、安东（今丹东）检疫所等，为新中国的检验检疫事业培养了人才，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卫生防疫和商品检验乃至外贸系统的骨干力量。
在党的指引下，海关走过了革命年代的峥嵘岁月。解放战争时期收回海关主权的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各地海关被接管后，在组织机构、工作重点、贸易秩序、业务制度和工作方法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成功建立了新中国人民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