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海关查获1079张貂皮制品，水貂市场“出圈”，谁才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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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珠海闸口海关查获了一批水貂皮制品，数量足足有1079张。这些貂皮被一位澳门司机藏匿在客车车厢的暗格中，试图蒙混过关。为了顺利“带货”入境，客车司机对后备箱的底座进行了改造，表面上看去一切正常，但这种伪装在海关严格的搜检之下很快就漏出了马脚。



事实上，这辆客车并没有提前向广东海关提前申报，在拱北口岸跨境客车通道处成了重点的查验对象。果不其然，海关人员在后车厢的底盘处发现了猫腻，底座内部被改造成了30公分高的暗格区域，专门用来藏匿走私。



按照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以藏匿、伪装、瞒报等方式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均属走私行为，将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大家都知道，1079张貂皮制品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走私被查的风险可想而知。这让人不禁要问：明知风险很大，为什么还要冒险走私？这背后牵涉到的“暴利市场”值得关注。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水貂。水貂是一种体型细长、四肢粗壮的小型哺乳动物，其皮毛质地柔软，被称为“裘皮之王”。在我国，人工养殖的水貂主要是从美洲水貂驯化而来，成年水貂的体长为35~45公分，尾长15~20公分，体重约为1.5~2.2公斤。



在自然环境下，水貂大多栖息在河流、小溪、湖泊等水源充足的环境下，以鸟类、田鼠、野兔、鱼类、蛇类以及两栖类动物为食，有时也会捕食昆虫。野生的水貂性情凶猛，攻击性强，位于营养金字塔的顶层（自然天敌较少），寿命可达10~15年。
而在养殖环境下，水貂的寿命被大大缩短，一般只有3~5年。成百上千只水貂被饲养在铁笼中，只需提供必要的水和食物即可，不必模拟自然景观。幼貂出生后，10个月之内就可发育成熟，随即参与配种，每胎可产5~6仔。配种是为了扩大养殖规模，种貂利用3年之后便弃之不用，取皮上市。
不夸张地说，水貂全身都是“宝贝”，经济效益相当诱人：貂皮可以制成高档大衣；貂油是高级化妆品的珍贵原材料，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貂心可以制成“利心丸”，对风湿性心脏病具有良好效果；就连水貂产生的粪便，也被广大农户视为难得的高档有机肥。



但对于养殖户而言，水貂的皮毛才是真正的“财富密码”，其他价值基本可以不计。在市场上，一只水貂的价值也体现在毛发的成色上。皮毛普通的水貂，市场价一般为200~600元，如果是用作宠物貂，实际售价还能再翻十倍甚至上百倍，低则2000元，多则20000~30000元。
正因为经济效益好、市场价格高，我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大规模养水貂了。最早的样貂并不是我国本土产的，而是从前苏联引进的标准貂，之后我国又从欧洲、日本等地引进了彩貂、北美黑貂等品种。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国的养貂业迎来了黄金的发展阶段，近年来逐渐趋于理性。



从2011年以来，中国皮革协会每年都会对中国水貂皮制品的数量进行统计。2021年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水貂制皮的数量共有931万张，同比下降了20.38%。此外，狐和貉的制皮数量分别为1253万张、1046万张，分别同比下降了13.14%、23.04%。



不可否认，国内的皮毛市场是一个大蛋糕，经济价值高，涉及产业广（养殖业、加工业、服装业），利害关系大。在国内皮毛动物市场上，水貂、狐、貉的皮制品基本上是“三分天下”的格局，但要是放在7年前，绝对的“一把手”还是要数水貂。



从2010年~2020年，中国水貂皮的数量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在2014年达到巅峰，数量超过6000万张，而在同一时期，狐皮制品不足1300万张，貉皮制品也只有1400万张。
无奈的是，水貂市场最终还是逐渐走向了衰落，这也不仅仅是我国独有的现象，在国外也很普遍。
2020年11月4日，丹麦政府下令，要在全国范围内扑杀1700万只养殖的水貂，一只不留。“扑杀令”一出，随即在全球引起了巨大轰动。



丹麦的水貂养殖业由来已久，该产业涉及到1100余个水貂养殖企业的经济利益，市场分量大。既然如此，丹麦政府为何还要忍痛扑杀所有的水貂呢？
其实，这背后还是新冠病毒在作祟。诸多确凿的证据均表明，部分水貂身上的冠状病毒已发生了变异，而且还传播到了人身上。此前，丹麦共报道了214例特殊的新冠病毒案例，均与水貂养殖场有关，一时间整个养貂业人心惶惶，不安的气氛甚至传到了国内。



经检测，丹麦已发现了5种与水貂相关的病毒变种，其中一个被命为Cluster5的变种还导致了12人的感染。考虑到水貂作为病毒寄主的威胁性，其他欧洲国家也开始下令捕杀水貂，包括西班牙、荷兰等国。
视线再回到中国，当水貂产业被“针对”时，国内又是怎样的态度呢？水貂在国内同样也引发了各方的激烈讨论，其中争议最大还是其定位问题，也就是是否属于野生动物的范畴。
国际皮毛协会IFF的专家E. Decuypere指出：水貂经过长期的人为驯养表现出了诸多的驯化特征，比如皮毛颜色的变化、大脑体积的缩小，行为特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这些特征明显有别于野生水貂。形态、生理、遗传以及伦理学基础也都表明，养殖场内的水貂属于养殖动物，而不是野生动物。



在我国，水貂、狐狸、貉子、獭兔、山鸡、麝鼠等均属于特种养殖，在一些贫困地区甚至还是重点的扶贫产业项目。那么，自然情况下我国是否存在野生的水貂呢？其实也是有的，我国的野生水貂属于美洲水貂，但是数量极其稀少。
在疫情爆发的背景下，我国天津、陕西、深圳等地均已采取严密的防控措施，对野生动物饲养的繁育场实施了全面的封控隔离，严禁对外扩散以及非法的转运买卖。全国已加强了对野生动物的监督管理，海关方面也提高了检验检疫标准。



回过头来看，真正要打击的应该是出入境货物的非法走私（而不是国内的水貂养殖），这一部分隐藏的风险最大。正如开篇提到的那1079张水貂皮制品，是否符合检验检疫标准？一旦入境之后，会对疫情防控产生怎样的影响？诸如此类的担忧，都需要海关人员经过严格、细致的检查。
2020年，全国海关共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69000余次，涉及的外来物种多达1258种。这些外来生物隐藏在入境旅客的包裹、水杯、纸盒中，既有大型的甲虫、植物，也有体型较小的蚂蚁、蜘蛛，还有在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的细菌、寄生虫等微小生物，隐患极大，后患无穷。



成都海关查获入境活体蚂蚁，涉事男子称“要泡茶喝”
而在今年前2个月，海关查获的有害生物就达到了7942批次，涉及172个有害物种，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0.41%。要知道，这些物种不仅仅具有入侵、建群甚至泛滥的风险，还具有潜在的病毒传播风险，威胁不容小觑。



2014年，曾有30000只丹麦种貂从山东烟台入境
总之，国内水貂产业“出圈”的背后，更大的风险还是来自于境外的产品输入。只有加强海关的检验检疫以及各地对野生动物的控制，皮毛产业的健康环境才能得到保障，国内的生态才能实现良性发展。